为什么说王莽的新朝变革，更像一场造梦行动？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新朝开国皇帝(公元9年1月10日—23年10月6日)、政治改革家， 新显王王曼第二子。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王政君，一位中国的传奇女性，她活了八十四岁，以汉元帝皇后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历经六帝，是辈分最高的宫廷老人，她站在西汉的政治巅峰见证了西汉帝国的末日，而让她更出名的是她的弟弟——王莽。
汉武帝为支付昂贵的战争花销，制定了远超时代的国家财政制度，史上最昂贵的战争，逼出超越时代两千年的国家财政但社会生产力远及不上国家对经济的汲取，这给西汉帝国造成了不可治愈的创伤。西汉帝国的由盛转衰由此开始。
孤独的愤青
西汉在武帝之后，经历了昭宣二帝盛世之治，天下虽不复文景盛状，但亦基本稳定。与民间的平静不同，此后的朝局颇显波谲云诡，西汉是一个有外戚干政传统的王朝，在朝堂此时王政君的家人正在蚕食中央的权柄;而借助汉武帝财政改革而兴起的豪强与世家大族们则在民间侵吞社会经济，皇帝则慢慢被彻底架空。
上流社会奢靡成风，食肉者争权夺利，斗升小民在夹缝中生存，这个时候王莽登场了，他就像浊水中的一股清流就显得那么的可贵。他不贪不腐，并身体力行的试图扭转这个世风日下的时代，可是此时的王莽感到了屈原式的孤独——天下皆如此，唯我独清醒。
命运让孤独的王莽结识了另一个孤独的群体，于是两者一拍即合，这个孤独的群体就是儒家。在此后的时间里，儒家成为王莽最坚定的粉丝，他们坚信王莽就是儒家苦苦寻觅的天命之人，他们激动地向王莽兜售他们的政治理想并获得后者的赞许，于是一场两个浪漫主义者主导的悲剧即将拉开。
儒家的暗流
西汉的儒家，远不及宋明儒学盛世，此前汉武帝为了强化中央集权，重用儒家董仲舒开始了一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行动，而儒家投桃报李的抛出了“天人感应”的理念，从神学角度将皇帝塑造成了“天子”，儒家在中央政权的政治地位在这一系列事情中得以抬高，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争鸣数百年的诸子百家真的会任由儒家独大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费劲心力的儒家只获得了治学权，他们可以垄断教育和宣传两个行业，将儒家思想灌输给整个社会，但依旧不被主流社会认可。因为学儒无法当官，西汉官僚体系由世家和外戚所垄断。回过头来，我们看后世儒家的兴起就会发现是源于科考与寒门，在宋时儒学正式和科举划上等号，这时儒学就是当官发财的屠龙术，儒家政治地位才得以达到巅峰。
那么此时的儒家学说，到底是什么呢?
是复古!儒家信奉尧舜之治，他们认为远古时代的华夏是最美丽的时代，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儒家不承认社会的进步，他们认为进步的是人的欲望，而欲望总会毁掉世界。他们认为尧舜太远，所以一切只要返回周朝时就好了，但是周朝距今也很远，真正的历史早已在战火中模糊，于是儒家根据自己的想象和需求打造了一个“周朝”，并告诉天下人，这就是最好的时代。
而儒家又是一个及其圆滑的学派，他们一方面有着自己乌托邦式的政治梦想，另一方面他们又能与帝王很好的配合，他们最早发现舆论的妙处，儒家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打击，失去了很多，但是唯一被他们珍若生命，甚至超过生命的就是舆论权。而这次舆论成为他们的武器，这个无声无息的武器颠覆一个帝国。
复古的新朝
王莽如儒家的联合是这么的合适，儒家需要王莽的身份以获得大权反哺儒家，王莽需要儒家的舆论，让他更顺利地完成代汉工作。事实最后也和他们预想的一样顺利，在一部分支持者的簇拥下，和一部分沉默者的默认下，王莽和儒家成功了。
王莽建立的王朝命名为新，但这却是个复古的王朝，新朝的变革更像一场造梦行动，具体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 土地公有
但此时的土地公有却并不是现代社会的土地公有。在现代社会，土地公有制都有一个前提——三权分立，完善的体制让土地仅所有权公有，土地带来的社会经济活跃性依旧被保持住了，而王莽的公有制则简单粗暴得多，他仅仅为了重新分配土地。
因为他和他背后的儒生们希望复古的采用周朝的“井田制”。
而“井田制”其根本只是周朝一个设想制度，但儒家帮王莽将其完善成了一个周朝使用过并空前成功的土地制度。那么什么是“井田制”?根据儒家的理论，井田制是将土地分成900亩大小的正方形，再画一个井字，均分成九块，八块分给八户人家，中间一块是公田，公田由八家共同耕种。八块私田收益归农民，一块私田收益归封君。
如果有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看到这个理论可能会笑喷，因为这种制度只可能存在于天堂。现代中国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和高标农田平整的背景下，能大面积满足井田制的土地估计也只有东北的三江平原和华北平原，在生产力如此低下的时代采取井田制，估计能满足标准的土地不到百分之十，更何况从人心角度看，真有人会认真耕种公田吗?
然而这个“井田制”梦想实施却实实在在得罪了天下世家，世家世代积累都转换成土地，世家希望依靠土地做千秋万代的世家，而王莽上来就要土地公有。当年王莽代汉，世家大族的沉默其实是一种政治的交换，我不阻止你，但你也需要承认和保护我的既得利益。而土地公有，就是王莽对世家的第一次违约。
第二，“计划经济”
王莽的一系列改革，并没有让社会如他所想的变好，反而破坏了原本西汉的财政格局，中央财政崩坏，而民间经济也日趋混乱。对此王莽和他的儒家朋友们开始了对经济的改革，这是一场更失败的改革，充分体现了当时儒家政治上的幼稚。
王莽首先设定了五均之法，对重要商品实行国家制定价格制度，无视市场调节，强调商品只能以国家制定的价格交易。这有些像现在的限价令，但是限价在现代也只是在有限的几种商品上实行的临时行为，而王莽将其变为国策，还覆盖了几乎所有主流商品。政府企图用限价掩盖通货膨胀的实事。
此外国家还通过赊贷法实行了国家放贷，通过税法对天下万物征税，这里依然有儒家的影子，因为儒家是最厌恶商贾的学派，他们认为人民只需要回到土地上老老实实耕种，其他所有行业都应该由政府执行，这样才能保障政府与人民的安定。
王莽的“计划经济”是为了削弱商人，但是这一系列法令在实施过程中，王莽却发现只有商人才能管好经济，于是王莽开始尝试征辟商人为官来管理经济，这倒有些资本主义的影子，这本来可能是挽救经济的好举措，可惜当时天下叛乱已经此起披伏，这条以商管商的政策成效已经无法清晰的被看到了。
第三、货币狂想曲
在货币改革上，王莽和儒家的幻想家本质展现无遗。新朝天才般的货币政策让人咋舌。货币改革的起因还是通胀，汉武帝时期的五铢钱已经推行了一百多年，通过一百多年的贬值，政府发现铸造五铢钱的成本太高了，原本政府通过偷工减料制作的五铢钱可以收刮天下财富，但是巨大的通胀让政府发现，即使将五铢钱减重也不能覆盖通胀造成的铸币成本增加。
于是王莽大手一挥：改!这次王莽先推出了三种货币，分别是大钱、契刀和错刀。这里重点说说后两者，因为他们是大额货币，契刀币值五百，错刀则面值五千，王莽本意是通过大额货币发行，减少五铢钱的使用，从而节省铜。
但却忽略了当时的工艺，哪怕错刀工艺已经很完美，但是巨大的造假利润还是让造假者趋之若鹜，哪怕中央对造假者制定重罪也不能免。于是在假币和政府无序发行的冲击下，新币快速贬值，天下金融秩序为之大乱。无奈之下的王莽废除了两种刀币，贴心的儒家还为王莽找好了理由，先朝国姓“劉”乃是由“卯金刀”组成，刘氏不为帝，那么刀币自然也应该停止。
第一次失败的货币改革，引发的金融灾难形成了蝴蝶效应，王莽不得不继续改革，这次王莽推出了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的货币体系。那复杂到现代人可能都无法背齐的换算法则，让古人更是无法适应，于是五铢钱流通还在继续，紧接着王莽规定携带五铢钱者流放，这逼得人民回到了以物易物的经济环境中。
而这次失败的改革也为新朝吹响了丧钟，王莽终于可以不用再陷入越改越乱的漩涡中了，因为长安被攻破了，他终于带着他的政治理想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只留下灾乱连天的天下。
而快速与王莽撇清关系的儒家，因为闯下大祸被迫进入了一次长达数百年的长眠，在未来数百年，儒家开始醉心于底层教育，再不敢涉足顶层政治了，儒家开始真正修炼他们的治世学术，以期让其在保持复古的理论基础上能够贴合时代，而这一套理论终于成功的兜售给了帝王家，并成型于唐宋，大成于明清。
而手掌刀笔的儒士们却决口不提西汉末年的这场儒门乱世的闹剧，只留下幻想家王莽独自承担洗刷不尽的历史耻辱。纵看整个王莽和儒家的改革，处处透露着幼稚，他们不是法家，却总是迷信制度，认为通过国家制度可以干预社会，他们不懂妥协，也没有循序渐进的智慧，因为无论王莽还是儒家都只是初掌大权，没有没有任何执政经验，他们心中也许真有一片美丽的乌托邦，但他们的手段和能力注定到达不了心中那个最美的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