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国：“监狱发明家”不能成为减刑护身符

刘建国：“监狱发明家”不能成为减刑护身符

文／刘建国

2014年12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当庭宣判，裁定减去原足协副主席、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南勇一年有期徒刑，减刑原因之一是南勇在服刑期间发明4项专利，获得监狱方面的表扬。据公开报道，因在狱中进行发明创造而获得减刑的现象并不少见，仅是有姓名可查的官员、名人在狱中进行发明创造的现象已屡见报端。（1月19日《北京青年报》）

根据媒体的报道，梳理南勇减刑的理由和程序，表面上来看，并没有什么瑕疵。但是，对于“监狱发明家”的称号，却令外界疑窦丛生，更重要的是该称号作用十分重要，决定了南勇能否顺利得到减刑。

应该说，减刑是刑事判决的延伸，关系到服刑人员能否得到司法公正对待，更与国家刑罚的权威性具有密切联系。我国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而“有发明创造或重大技术革新的”被认定为“重大立功表现”，应当减刑。

问题是，对于绝大多数服刑人员来说，其几乎全部都是实用新型专利。在现实中，实用新型专利在科技含量、技术要求以及审查认证程序等方面，都要容易得多，而且容易通过网络定制的方式，让专门机构代为“发明”。如此做法，就等于找到了刑罚程序中的漏洞，容易滋生减刑过程中的种种乱象。

作为司法部门，认定是否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以及是否获得发明专利，主要依赖于审查相关证据材料。但是，至于发明专利的来源渠道，是否是服刑人员亲自完成等，却很难做到清晰准确的了解。即便，在减刑过程中，及时公开相关情况，又如何确保发明专利没有任何猫腻？毕竟，减刑程序的公开，只是局限于“表面”。而服刑人员是否“表里如一”，是否自己确实具有“重大立功情形”，都会被打上大大的问号。

事实上，在程序方面，司法公开并不只是单纯的司法公开，还包括了刑法执行过程的透明。从这个方面而言，在刑罚变更过程中，应遵循正当程序理念，及时公示减刑假释等依据和理由。在减刑程序中，监狱机关提出建议书，到中院组成合议庭进行裁定，相关的程序材料都是“成品”。对于这些依据和材料，在审查过程中，很难发现背后的瑕疵和猫腻。

根本上，“监狱发明家”不该成为减刑的护身符，如果任由这种现象泛滥，必然会戕害司法公信和权威。鉴于此，在减刑程序中，还需完善不足和短板，进一步强化检察监督以及外界监督，并将监督延伸到“发明家”是如何炼成的。这样，才能让减刑更加规范化、程序化、透明化，避免在减刑过程中发生乱象，让减刑真正经得起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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