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成立有多滑稽？向北京进发，在廊坊咋还被义和团打得撤军
八国联军成立有多滑稽？向北京进发，在廊坊咋还被义和团打得撤军？
1900年的北京城外，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闹剧正在上演。八个国家的军队，号称＂八国联军＂，在大沽口集结完毕后，准备向北京进发。这支联军表面上是要＂营救＂使馆，实则各怀鬼胎。当时的清政府虽然衰弱，但并未对使馆构成实质性威胁。那么，这支联军为何如此急切地要进京？更有趣的是，他们在成立之初就因为谁来当＂盟主＂吵得不可开交。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支装备精良的联军，在进京途中竟然被一群农民组成的义和团打得狼狈撤退。他们是如何从意气风发变得如此狼狈不堪的？联军内部又发生了什么样的龃龉？为什么一个看似强大的联合力量会在廊坊折戟沉沙？
一、联军成立前的各国博弈
1900年5月底，英国驻华公使馆收到了一份来自俄国的外交通报。通报中提到，俄国已在旅顺港集结了4000名士兵，准备随时向北京进发。这份通报在英国外交圈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立即向伦敦发出密电，称俄国此举意在独占对华干预的主动权。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接到密电后，当即召开内阁会议。会议决定，英国必须抢在俄国之前采取行动。于是，英国海军部紧急调派了驻扎在香港的＂百人队长号＂战舰北上。
与此同时，法国驻华使馆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法国驻上海总领事杜普伊在给巴黎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英美两国在华北的所作所为实为祸根。＂法国外交部认为，此时介入中国内政极其不智，主张继续观望。
德国的反应则更为耐人寻味。德皇威廉二世一方面表示要支持英国的行动，另一方面却私下与俄国展开接触。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5月31日的一份密电中写道：＂柏林方面要求我们既不能得罪英国，也不能激怒俄国。＂
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则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奥地利驻华公使在6月初的一份报告中说：＂我们必须等待时机，看清各大国的动向再做决定。＂
日本则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多次拜访英国使馆，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支援。但英国对日本的态度却颇为复杂。英国海军部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写道：＂日本的支持固然重要，但不能让其在军事行动中占据主导地位。＂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美国的态度成为了关键。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6月4日向驻华公使康格发出训令：＂在保护美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前提下，尽量避免卷入列强之间的争端。＂
就在各国纷纷表态之际，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了微妙的平衡。6月5日，英国得到情报，称俄国已开始在大沽口附近修建临时军营。这一消息立即促使英国加快了行动步伐。窦纳乐在当天下午召集各国驻华使节，提出组建联合远征军的建议。
虽然法国代表当场表示反对，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但在英国的强力推动下，一个松散的军事同盟开始逐渐成形。各国纷纷开始调动军队，向大沽口集结。这支后来被称为＂八国联军＂的队伍，就是在这样一种充满矛盾和争议的氛围中诞生的。
二、联军组建过程中的争执
1900年6月10日，在天津英租界的一栋两层洋房内，八国代表围坐在一张长桌前，为联军的组建问题展开激烈争论。英国海军上将西摩首先提出，由于英国派出的军队数量最多，理应由他担任联军总指挥。这一提议立即遭到了俄国代表林纳维奇的强烈反对。
争论的焦点很快从指挥权转移到了军队编制问题上。德国代表瓦德西建议将各国军队按照作战单位重新编组，以提高作战效率。但这一建议遭到了日本代表山县有朋的反对。山县有朋坚持认为，各国军队应该保持独立建制，只在作战时进行协调。
军需物资的分配问题更是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执。法国代表提出，由于他们控制了天津最大的军需仓库，物资分配应该由法方主导。这一提议立即遭到了美国代表查菲的驳斥。查菲指出，美军掌握着最完善的后勤补给线，应该由美方负责统筹物资分配。
6月12日的会议上，各国代表就战略目标展开了激烈争论。俄国代表主张应该立即向北京进发，解救使馆。但英国代表则认为应该先确保天津至北京沿线的铁路安全。意大利代表则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建议分兵两路，一路解救使馆，一路确保交通线。
在编制方案上，各国的分歧同样明显。德国坚持要求将他们的海军陆战队编入主力部队，而不是作为预备队。奥地利则要求他们的小股部队必须保持独立作战的权力。这些要求使得联军的指挥系统变得极其复杂。
6月15日，一份由英国起草的联军组建方案终于出台。方案规定：联军总指挥暂时由西摩担任，但各国部队保留独立建制；作战时统一调度，平时各自管理；后勤补给由各国自行负责，但可以相互支援。这份充满妥协色彩的方案虽然得到了表面上的认可，但实际上埋下了许多隐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确定具体军事行动计划时，各国之间的矛盾再次显现。德国坚持要求其部队必须走在最前列，这遭到了英国的反对。日本则要求他们的侦察兵必须独立行动，不受总部指挥，这又引起了俄国的不满。
最终，联军不得不采取一种松散的指挥体系：各国部队名义上接受西摩的统一指挥，但实际上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这种组织结构使得联军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频频出现协调不畅的问题。
就这样，一支貌合神离的联军在争吵和妥协中组建完成。各国虽然在形式上达成了一致，但每个参与国都在暗中较劲，试图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这种内部的矛盾和不信任，为后来在廊坊的失利埋下了伏笔。
三、远征途中的内部矛盾
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开始向北京进发。行军第一天就暴露出严重的问题。英法两国的指挥系统完全无法协调，英军总指挥西摩下达的命令，往往在传达到法军时已经过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杨村的渡河行动中，英军已经开始渡河，而法军指挥官还在等待确认命令。这样的延误造成了整个军队的行进速度大幅放缓。
军队的补给线更是一片混乱。德国军需官冯·克劳斯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各国的补给车队互不相让，在狭窄的道路上造成了严重的拥堵。一辆俄国的粮草车在路边抛锚，差点造成整个补给线的瘫痪。＂补给物资的分配也出现了严重问题，有些部队物资充足，而另一些部队却连基本的饮用水都无法保证。
情报系统的互不共享更是加剧了行军的困难。日本侦察兵发现了义和团的踪迹，但这个情报只上报给了日本指挥部。俄国的预警系统探测到义和团可能在前方设伏，这个消息也仅在俄军内部传播。各国军队之间的情报壁垒，导致联军经常陷入被动局面。
一个不为人知的问题是各国士兵之间的文化冲突。在一次休整时，意大利士兵因为德国军官的一个手势产生误解，双方差点发生武装冲突。美国士兵无法理解日本军队的作战方式，经常擅自改变既定阵型。这些文化差异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
通讯障碍也成为一大问题。八国联军使用的是五种不同的语言，命令传达需要多重翻译。在一次紧急战术调整中，一个简单的＂向左转进＂的命令，经过多次转译后变成了＂向右包抄＂，造成了阵型的严重混乱。联军不得不临时组建了一个多语种联络组，但收效甚微。
对中国地理环境的误判更是造成了严重后果。联军的欧洲将领们习惯了在开阔地带作战，但北京周边的地形地貌却十分复杂。6月20日，联军遭遇了第一次重大挫折。一支德国侦察队在廊坊附近的一片高粱地中迷失方向，最终落入义和团的包围圈。救援行动因为对地形的不熟悉而延误，导致整支侦察队全军覆没。
地图问题也成为一大困扰。联军使用的是各自绘制的地图，标注方式和比例尺都不统一。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英军标注的一处战略要点在法军的地图上竟然相差了近两公里。这种差异导致联军在战术协调上屡屡出现失误。
天气因素更是超出了联军的预期。盛夏的华北平原，闷热潮湿的气候让欧洲士兵难以适应。许多士兵因中暑而倒下，医疗资源的分配又因各国之间的协调问题而陷入混乱。俄军的军医拒绝救治其他国家的伤员，而德国的医疗队则因为语言不通，无法有效施救。
这些问题在联军推进到廊坊地区时达到了顶点。补给线过长，通讯不畅，情报混乱，再加上持续的内部矛盾，使得这支号称强大的联军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极其脆弱的状态。
四、廊坊之战的惨痛教训
1900年6月21日，八国联军抵达廊坊外围时，一场出人意料的战斗正在等待着他们。当天清晨，联军的先遣部队刚刚穿过一片农田，突然遭到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袭击。这次袭击揭开了廊坊之战的序幕，也暴露出联军在实战中的诸多弊端。
战斗初期，联军阵型就出现了严重混乱。俄军在遭遇袭击后立即采取了防守阵型，而德军则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向前推进，导致两支部队之间出现了大片空档。义和团成员迅速利用这个战术漏洞，从侧翼发起猛烈进攻。
更糟糕的是，联军的火力配置完全不适应这种游击战式的作战方式。英军部署的重型火炮因地形限制无法及时转向，日军的轻型步兵又因为缺乏重火力支援而陷入被动。一份保存下来的战报显示，仅在战斗的头两个小时内，联军就损失了三门重炮和大量弹药。
联军的通讯系统在实战中彻底崩溃。前线部队发出的求援信号被后方误解为进攻命令，导致援军不是出现在错误的位置，就是在错误的时间到达。一个意大利通讯兵在战后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完全不知道其他国家的部队在做什么，每个人都在打自己的仗。＂
补给线的脆弱性在这场战斗中暴露无遗。义和团采取的围点打援战术，使得联军的补给车队频频遭到袭击。到6月22日中午，前线部队的弹药储备已经告罄，饮用水也几乎耗尽。一份美军的战地记录显示，有些部队不得不用泥水充饥。
战场指挥的混乱更是雪上加霜。各国指挥官之间的协调完全失效，导致战术执行出现严重偏差。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法军在东线遭到猛攻时，距离最近的奥地利部队却因为没有收到支援命令而按兵不动。西摩的总指挥权在这场战斗中形同虚设。
义和团充分利用了地形优势。他们熟悉当地的地形，善于利用高粱地和沟渠进行隐蔽和机动。相比之下，联军的重装备在这种地形下反而成为了累赘。一份德军的战损报告记载，仅因为装备陷入泥沼就损失了大量物资。
气候因素也对联军造成了致命打击。6月下旬的廊坊，白天气温高达38度，许多欧洲士兵因中暑而丧失战斗力。医疗队忙于救治中暑病员，以至于无暇照顾战斗伤员。更要命的是，高温导致许多武器出现故障，特别是新式的自动步枪经常因过热而卡壳。
到6月23日，联军的伤亡已经超过了预期的数倍。前线指挥部不得不下达撤退命令。但撤退过程更是一片混乱，各国部队争先恐后地撤离战场，互不配合，导致伤亡进一步扩大。一些重要的军事装备不得不就地销毁，以免落入义和团手中。
这场原本被认为是＂惩戒性进军＂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惨痛的失败。联军不得不退回天津重新整编，而这次失利也迫使各国重新审视他们的战略和战术。义和团以简陋的武器和灵活的战术，给这支自诩强大的联军上了一堂深刻的军事课。
五、战后的整编与内部变革
1900年6月24日，败退回天津的八国联军立即着手进行全面整编。首先是指挥体系的重大调整。西摩被迫辞去总指挥一职，各国代表在紧急会议上一致推举德国统帅瓦德西接任。这一决定标志着联军指挥体系的重大转变。
整编工作从基层开始。各国部队不再保持完全独立的建制，而是按照作战需求重新组合。一支由德国、英国和日本士兵组成的混编侦察队率先建立，这支部队配备了专门的翻译人员，极大地提高了侦察效率。
通讯系统也进行了彻底改革。联军在天津设立了统一的通讯中心，配备了多国语言专家。各国部队必须通过这个中心传递所有军事情报。一个专门的旗语系统也被创立，用于前线快速通讯。这些措施大大减少了信息传递中的误解和延误。
在装备方面，联军也做出了重要调整。重型火炮被精简，增加了轻型山地炮的配置。每个作战单位都配备了本地向导，并获得了新绘制的统一地图。德国工程师还设计了一种便携式木桥，用于克服当地复杂的沟渠地形。
补给系统实现了重大革新。一支统一的后勤部队成立，由美国军官负责统筹。各国军需官必须每日向这个部门报告物资储备情况。一个创新之处是建立了流动补给站，这些补给站可以随部队机动，大大提高了补给效率。
医疗体系也进行了重组。在天津租界内，各国军医被集中到同一个医疗中心。这个中心配备了多语种医护人员，能够为所有国家的伤员提供救治。一支机动医疗队也应运而生，专门负责前线救援。
训练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联军在天津城外设立了联合训练营，各国部队轮流进行适应性训练。日本教官教授丛林战术，俄国军官传授野战经验，德国工程师讲授工事构筑。这种互学互鉴的模式显著提高了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情报系统的重建。联军成立了统一的情报处理中心，所有侦察信息必须在这里集中分析。日本和俄国的情报专家联手绘制了一份详细的义和团活动图，这份图谱后来在第二次北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纪律整顿也是整编工作的重点。联军设立了统一的军事法庭，对各类违纪行为进行严惩。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是，一名擅自行动的法国军官被这个法庭降职处分，这在联军历史上尚属首次。
为了提高战术协同，联军还专门成立了战术研究组。这个小组系统总结了廊坊之战的经验教训，编写了新的作战手册。手册详细规定了各种作战情况下的协同方案，并被翻译成五种语言分发到各部队。
这次大规模整编持续了整整两周时间。其间，联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内部凝聚力也明显增强。这些变革为后来成功解救使馆和占领北京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整编期间，联军还特别注重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处理。一支专门的民事工作队成立，负责处理军民纠纷，收集民间情报。这支工作队的建立，标志着联军在战略上的重要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