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的跌宕人生(二)探秘康生早年奔赴上海的缘由
孤傲者的思想困惑
1917年，康生二十岁了。按照中国人的看法，他已经成人。同许多这个年龄的青年人一样，他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张裕先，两年以后，他又换了名字，变成了张叔平，这名字一直沿用到1924年，那年他启程前往上海。
就像中国的学者、艺术家和官员们通常采用多种多样别名的传统一样，康生的这些名字也有着深长的意义或诗意的联想。在康生参加革命前后，用过很多名字，大都是张某某，其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做鲁赤水，为什么这个名字偏偏姓鲁？
其他名字或许是为了工作需要，这个名字的出现，仅仅是因为跟一个国画大师叫板，这个国画大师就是齐白石。
齐白石、康生
仔细品品，鲁赤水这个名字还真有意思，齐白石姓齐，康生是山东人，山东古时候曾经是齐国跟鲁国的属地又被人称齐鲁大地，“鲁”很好的对应了“齐”。“赤水”二字就比较简单了，“赤”对“白”，二字都是颜色，“水”对“石”，其中还有一点“水滴石穿”的意思。
这两个名字是一个很工整的对仗，后来康生自己说过，自己就是为了让世人将他跟齐白石放在一起比比，康生如此自大和孤傲是有底气的。“前文”说过，康生出自名门望族，自小接受很好的私塾教育，不仅有名家、大师的教导，而且康生天分极佳，因此在文学、书法、绘画功底深厚。
随着时间的流逝，康生的革命生涯需要保密；不断变动名字能帮助他切断同过去的联系。
康生在诸城的那几年生活，尽管思想和日常生活仍然充斥着陈旧的模式，可是对旧传统的普遍信心却在逐渐减弱，民众被一种动荡、腐朽和没落的感觉所压抑，对国家的何去何从更是产生了一种困惑。崩溃即将到来的预感，部分来自暴力的日益上升。由于兄弟被杀，这种暴力深深印刻在康生的记忆里，并且反映在中国社会表层底下沸腾的各种政治力量和知识分子的不满中。1919年，这些力量终于爆发了。——(关于康生来诸城前后的生活和遭遇已在前文详谈，在此不赘述)
“五四运动”爆发后，开始蒙受进步思想的熏陶
1919年5月4日，为了抗议军阀政权在面对日本要求继承前德国在山东领地的权利时的软弱无能，北京的学生们开始示威游行。这次示威运动激发起人们呼吁民族复兴，呼吁建立新文化以替代那些从满清统治以来残存下来的陈旧习俗。
“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 它唤醒了整整一代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人，把他们从具有催眠作用的祖先幽灵中解放出来，给他们的失望赋予了现代的形式和内容。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猛烈的骚动时期，年轻人拒绝古典的语言、文学、艺术和哲学，并且发现了科学、自由和取代旧有风俗的哲学传统。为了使这种拒绝更加引人注目，一些年轻的中国人同自己的家庭断绝关系，改变自己的姓氏，或者有时根本拒绝使用姓氏。
基于反殖民主义的激情，“五四运动”对山东的刺激最深。在北京学生闹事这场运动的背后，山东省的国际地位一直是根本的争论点；而且民族主义、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恨，特别是对日本的反感，冲击着山东的狂热。诸城和周围地区的城镇及乡村，是广泛的学生运动的场所。当时的激进领导人之一，稍后成为共产党初创时期杰出人物的王烬美，来到诸城帮助指导抗议军阀政权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
“五四运动”的油画
“五四运动”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再次唤醒了康生，使他意识到外国列强使中国蒙受的羞辱。年少时的康生被隔离在青岛礼贤中学或者专注于寻欢作乐，但这次运动让他突然认识到此时的国家和文明，正处于分崩离析的危险之中。与同时代人一样被相同的爱国冲动所振奋，他开始参加当地的示威运动，阅读在诸城散发的革命书籍和杂志，并体验着处于运动核心的感觉。
从老家奔赴上海的缘由
自“五四运动”爆发后，康生尽管继续还在小学教书育人，但也继续阅读在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中影响越来越广泛的激进文学作品，同进步的朋友们讨论中国问题。他尤其同表兄弟李宇超和一个生于诸城的年轻作家孟超越来越亲密；这两人都怀有激进的抱负。或许受这些激进思想的影响，此时的康生同他父亲张发祥的关系开始恶化，父亲对他难以管教。
建国后的康生照片
在后来的生活中，康生曾引证1919年是他离开家庭参加革命的特定年代。一九六五年，他告诉新西兰的共产党领导人G·V·威尔考克斯，就是在那时他冲破了“地主家庭”的束缚并抛弃了他的姓氏“张”，而改用“康生”这个名字(实际上，他是1933年7月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身份赴苏联列宁学院学习时才改名康生的)。康生的声明只是为了强化他的革命名声的虚构而已；他想造成他是最早从事革命事业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印象。事实上，康生既没有像他对威尔考克斯宣称的那样抛弃他的家庭，也没有离开诸城去一个更现代化的城市，只是让他可以沉浸于一种新文化的氛围中，逃离他父亲的旧式家庭管教。恰恰相反，当“五四运动”已在中国青年人的心头燃起了激情以后，康生仍留在诸城，继续在那所县立小学教了五年多书。
1924年夏天，在家乡度过了二十五年以后，康生动身前往上海，撇下了他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们，开始为他通向共产主义运动的生活铺平道路。康生的表兄弟李宇超和他思想进步的朋友孟超，伴随他一起踏上了前往上海的旅程。
年轻时的康生
与父亲之间不断加剧的摩擦，也是促使康生下决心离开诸城的原因。据说，康生是因为嗜好赌博欠下了一屁股债，而被他父亲赶出去的；还有流传说他同父亲的小妾上床时被抓奸。真相如何，外人难知究竟，但康生同他父亲之间肯定有些问题。因为在康生抵达上海以后，他不得不考虑钱的问题。身为一个富裕地主的儿子，外出时通常会收到一笔父亲给予的可观津贴，但来到上海的康生却为此犯愁，这完全是因为对儒教的严重冒犯，才可能促使他父亲在经济资助上采取了严重限制。
康生在世时，有人把他走上革命道理与国耻家仇结合在一起，总喜欢说是帝国主义殖民中国激发了他的爱国心，家中的兄长惨遭杀害成全他投身革命的义无反顾。站在今人的视角来看过去，这更像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说辞。康生的上海之行，与其说是投身革命，倒不如说是这个山东年轻人在那个时候，因为有一定学识，口袋中尚有一点积蓄，再加上“五四运动”后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于如何选择自己未来的一个最优解而已。
康生画像
除了两年后一次简短的探访之外，康生再也没有回到他出生的家乡，直到一九四七年，后来山东大部分地方被解放。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后，康生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政委、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山东可谓是党政军一把抓。山东在他身上留下了毕生的印记。在后来的生活中，他能够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共产主义和现代安全保卫技术专家，可是他从未完全抛弃自己在家乡长大成人的遗产——无情、不满、冷酷，以及对书法绘画和文物戏曲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