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亭：教育旅程中的温润力量
摘要
本文通过自传性叙述和反思，探讨了教育过程中隐性力量的运作机制及其对个人成长的深远影响。文章以作者三位导师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为案例，描述、分析了教师对学生产生隐性影响的机制，提出教育的真正力量在于深入内在世界，发现和创造自我。教师成为学生真正的榜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师生关系应建立在相互映照与共同成长的基础上。
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32年，从初中英语教师逐步成长为教育研究工作者。我的职业旅程始于山东兖矿集团一个煤矿职工子弟学校的英语教学，随后在曲阜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取得比较教育博士学位。在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15年后，我于2021年4月加入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我的职业经历涵盖了教师、学生、研究者和培训师等多个角色。多重身份的融合反映了时代的自由与弹性。每一次身份调整，都是一次新的选择，是个体对未来的新想象。在走向未来的途中，师生关系中的隐性力量发挥着助推或牵引的作用。这是一种温润的力量。
我在山东省五莲县第一中学读高一时，语文老师王宝龙深刻地影响了我。王老师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个子高大。他鼓励我们写日记或周记，并愿意为我们修改。有一次课间时，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讲如何表达才能更动人。正好那时我们刚学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他就翻开这篇文章，给我讲解写作题材、方式往往受个人经历的影响。“你看归有光，他一生事业和经历都比较平淡，没有大起大落，因此他的文章几乎都是通过家庭琐事、细节描写来反映主题。比如，在《项脊轩志》里，他详细描写了项脊轩的来历、变迁、人物的典型动作或话语，也写了很多琐碎细节，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情感。”王老师又指着课文最后一段，给我读出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他说：“你看，他不直接写对亡妻的思念，而是通过枇杷树这个意象，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表达出内心的深情。这种手法不仅更具感染力，也更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传递出一种绵长而深沉的悲伤。”我至今仍然记得他读“今已亭亭如盖矣”的声音和语气。
王老师在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读书和写作的种子。此后30多年里，我对写作的热爱和我的写作风格，无论是写诗、散文还是论文，都深受王老师的影响。对于强烈的情感，我不会直接用浓烈的语句表达，而是选择一种平和的词汇。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觉得过于浓烈的表达会覆盖这些想法背后的东西。现在回头来看，王老师对我的影响，就像归有光项脊轩旁的枇杷树，一点一滴逐渐枝繁叶茂。写作——不受外在贿赂的写作——帮助自我逐渐构建了一个丰富的内在空间，一个足以抵御风霜的内在空间，一个让个体的存在充满意义的内在空间。
有无数次，我在深夜的站台写下描摹心中感悟的诗句；在写给校长和教师的论文中夹带着描摹探索勇气的话语；在观察教研活动时，用平和的笔触记录下教师们眼中的教和学。我始终坚信，这样的写作方式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心灵修炼，是对内心世界的细腻描摹和真诚表达。王老师为我的人生追求奠定了一种底色，让我在远行的路上始终保持初衷。
在我33岁那年的9月15日，我背起行囊来到了丽娃河畔，来到了黄志成老师身边攻读博士学位。黄老师是上海人，同学们都说他有艺术家气质。在读博期间，我体会最深的有两点：爱和严格要求。黄老师爱每一个学生，关心我们，给我们自由。同时，他对我们的学业有严格的要求，但他很少直接表达他的严厉，总是以迂回、不动声色的方式，让我们领悟到他对我们的期望。记得我写完博士论文初稿时，黄老师的父亲正生病住院。他就在父亲的病床边上，给我修改论文初稿，详细指出其中的问题，鼓励我放宽心态，认真打磨论文。第二天他从医院来学校上课，课后约我谈如何修改论文。从文科大楼出来，我坐在丽娃河边的青石上，眼含热泪，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学术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黄老师要求我们做到的他总是自己先做到。2003年，我刚到上海时，发现黄老师上下班乘坐轻轨时，总是带着一个巴掌大的随身听，原来他在用碎片时间学英语。他的第一外语是西班牙语，但通过碎片时间自学的英语水平足够支持他到英国做访问学者、参加国际会议、讲学、翻译英语学术著作。我至今保持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自学的习惯，正是从模仿黄老师开始的。
黄老师几十年如一日研究发展中国家教育和全纳教育，他的学术坚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记得我刚入校时，他正在研究弗莱雷的教育思想，他说国内出版的很多弗莱雷著作，是从英文译本翻译的，因此有一些错误或偏离。于是黄老师直接读西班牙语原著及相关研究成果，后来他的著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弗莱雷解放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怎样过一种值得过的幸福生活？这些年我在同门微信群里，跟着他去北极看了美丽梦幻的极光，看他入住童话般的雪屋；看他在非洲大草原上拍野生动物；看他去印度感受古老文明······黄老师的足迹启发我们：努力工作与享受生活可以并行不悖，甚至享受生活更有助于创造性工作。
我从黄老师那里还学到了如何以民主的态度对待学生。黄老师从不居高临下地告诫我们要怎样生活，怎样工作，不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覆盖我们。在他从教40周年的庆典上，他说：“你们有没有意识到，我几乎很少表扬你们中谁特别用功地做学问，谁发表论文多，因为你们有不同的兴趣，有不同的生涯规划。想把研究作为终身职业的，当然会努力钻研学问，如果喜欢做其他工作也很好。但是我对你们也有底线要求，那就是学业成绩必须达到学校的最低毕业标准。如果有毕不了业的苗头，我就会干预，就会批评。”
黄老师本人活成了我们心目中榜样的样子。赵汀阳曾经指出，“榜样被编造成什么模样，这是相对次要的事情，重要的是‘道德榜样’能够同时是‘成功榜样’，就是说，道德榜样必须与利益上的成功榜样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榜样就失去魅力”。作为学生的我们，观察到黄老师为人谦和，深受学生敬爱；人生体验丰富，眼中和心中装着世界的大好河山；不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还在生活中积极探索，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和热情。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成功不仅在于学术上的突破，更在于生活的丰富和内心的充实。他以自己的生活态度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生活。
把自己活成榜样，不是一种生活态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获取，而是一种教育理念。对学生知识获取以外的东西的影响，如价值观、生活态度、人生意义的获取方式等，不能靠说教，要靠对话，靠“商量”，靠榜样。黄老师把自己作为方法，不仅塑造了我们的学术追求，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人生态度，让我们能够在复杂的世界中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追求真正有意义的生活。
教师在学生成长过程中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这个起作用的方式会因为学生的年龄而有差异吗？我在写作本文时突然想到了这个话题，一些具身体验浮现在了脑海。
遇见威廉·派纳（WilliamPinar）教授的时候，是我33岁那年秋天。此前，我在做过8年初中英语教师之后，考到曲阜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十分认真地投入了三年时间学习教育学有关的理论，但是感觉只学到了一点点皮毛，还完全没有自己是教育学硕士毕业生的自信。我走在9月底的丽娃河边，内心既焦灼，又满怀热望，脚步匆匆，奔向博士必修课程和各种学术讲座，如饥似渴地学习。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威廉·派纳。从此后一直到现在的21年里，他都是我的导师，在各个关键的时候给我以指导或鼓励。
导师未必是写在文件中由“官方”认定的人，有时他们可能是你在书本中遇到的伟大思想者，也可能是你有幸遇到的对你特别重要、给了你关键指引的“私人导师”。我从阅读派纳教授的自传研究方法理论开始，到见到他本人，接受他当面指导，翻译他的著作，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