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摇滚乐之父＂崔健谈对音乐的理解

"中国摇滚乐之父"崔健谈对音乐的理解

作为"中国摇滚乐之父",崔健的艺术实践一直是在"商"与"狂"之间自由地穿梭,其不仅具有我们通常认为的先锋性特质,同时也具有注重商业性、娱乐性和技术性的大众化品格。用崔健的话说,这其实是一种充满世俗化人文关怀的"名副其实的大众艺术"。

本文摘自：崔健、周国平合著《自由风格》——

一位是国内著名的学者、作家，以哲理散文著称，他的作品成为无数读者的心灵密友；一位是被誉为中国摇滚之父的著名音乐人，他的音乐创作和实践在新时期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崔健与周国平，这两位不同领域的杰出人士，围绕艺术与人生、音乐与文化、个人与社会、友谊与爱情等主题进行对话，著成《自由风格》。

周：对于艺术家来说，怎样处理他的自我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问题。一方面，艺术家是敏锐的，比常人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病痛和希望，因此往往被看做时代的感官、测试仪、先知、发言人。另一方面，艺术家真正追求的还是自我表达，是艺术上的完美，因此本质上是独立于和超越于时代的。这个问题对于一个摇滚歌手也许更加突出。从西方的历史看，摇滚作为先锋艺术有很强烈的时代感，卷入政治好像很深，往往激起政治风波，摇滚歌手往往被看做街头造反者的旗帜，青年人反抗现有政治体制的代言人。同时，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艺术家，拥有鲜明的自我。我想知道，你自己感觉这两方面是否有冲突？

崔：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家，不说百分之百，就说百分之九十吧，除了感动自己以外，都是愿意影响当代人的。我不相信一个艺术家是为下一代人活着，实际上艺术永远不可能与平行于自己的时代脱离，也没有这种愿望。

摇滚恰恰更直接一些，直接得已经不能算是艺术，它以第一速度，脑筋里不转弯了，尽可能最快地形成表达。现在我发现摇滚乐也已经腐朽了，有一种新的音乐黑人的Freestyle(自由格）,跟着节奏即兴说。我觉得中国文化更需要这种东西，虽说是西方的，其实是人体里的。西方人做音乐从来不觉得它是西方的，成功以后，才被东方人说成是西方的。这种音乐有特别大的快感，人有了一个想法马上看到它变成事实。为什么艺术家说的话别人说不出来，实际上就差一点，就是艺术家想看到这些东西，别人不敢看，别人想象不到。艺术家想到的东西，他能把它做出来，他觉得这比有多大的安全感、多大的财产更有快感。这是价值观念的兑换，在速度面前达到一种做人的标准。这就是音乐的力量。我原来没有意识到，最近才发现的。一般搞音乐的人也不会理解这个的。

周：这和美术界的行为艺术是不是有点相似？行为艺术也是这样，它已经不能满足于在架上描绘，嫌那样太慢，想马上看到事实，所以直接用身体、用行动来表达。

崔：任何艺术，包括绘画，它本身的过程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不，一个非常非常知识分子的过程。绘画就是知识分子，只要你一沾现代绘画，你就是知识分子，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精雕刻，必须运用思想，这还不是一种诚实。因为我发现许多艺术家，行为艺术家，他们在艺术里面敢于真诚，敢于冒险，甚至敢于死亡，但是在面临政治危险时一点险不敢冒，他们珍惜和保护的是死后的名誉，不像献身于艺术那样献身于自己应该做的事。

周：你觉得这样不对吗？艺术家参与政治是有限度的，他应该用作品，而不是用直接的政治行动说话。我甚至觉得行为艺术也已经越界，不再是艺术了。

崔：我觉得绘画是非常理性的东西。在节奏里，在第一速度里，在表达的直接即兴的叙述中，是不允许你这样的。这对社会环境是特别大的挑战，就是我要求言论自由，同时我又是娱乐，我不是搞政治，我没有政治目的，我不想推翻任何人。我也不想搞任何学问，因为搞学问有特别大的压力，可能搞得不如你，我就永远没有权利说话。权威主义用学术压人，很多没有学问或者没有机会获得学问的人就永远受到挤压。音乐恰好防止这个，在音乐中，不管你是谁，可以用最健康最娱乐的方式表达你的力量。通过Freestyle,甚至你身体里有你自己不知道的一种东西，都有机会不假思索地说出来，使灵魂的力量得到释放和展示，同时又没有造成任何暴力，非常暴力的东西却没有暴力的结果。这种东西也许不能说完全是音乐的，但起码我个人能意识到这种东西，这是音乐给我的。节奏对人的生命力量的挑逗，对人格的挑逗，根本不是行为艺术所能完成的。这种东西不是任何知识分子可以说清楚的。现在西方那些用传统方式能够谈论的艺术，我更看不下去，陈词滥调，甚至有些人是在撒谎，真正的社会问题他们避而不谈，完全不关注人的生存，包括黑人和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里的少数民族，包括环境意识。社会最底层永远没有机会受到教育的那些人，他们身上同样有特别美的东西、在生长的东西，这种力量可能就是来自音乐。知识分子真的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说我在这方面不相信行为艺术，不相信绘画，因为他们一沾这个过程，就是在思考，就是在解决温饱后寻求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