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一个“国进民退”的饥饿盛世，封建末世的落日余晖

序言

康乾盛世是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执政的一百三十四年时间里，清朝进入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清朝国力强大，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迅猛增长，疆域辽阔，奠定现代中国的领土版图，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

不过，清朝已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经济总量增长的背后是底层农民生活质量得不到提高，长期处于贫困线边缘。

而且满清君主专制高度集中，对文化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大兴文字狱，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将民众思想禁锢在牢笼中，中华文明出现严重倒退。

康乾盛世的由来

关于康乾盛世的说法最早可追溯到1713年，即康熙五十二年，这一年康熙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也就是说康熙废除两千多年的人头税，而且他御宇半个世纪以来，平三藩、收台湾、亲征准葛尔，使大清度过社会危机，进入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人口持续增长，康熙自己认可当下已进入盛世。

乾隆继位后更加认可这一提法，并说:

“比年以来西域大奏肤功，国家势当全盛，方今国家全盛，府库充盈”。

有了最高统治者的论调，当时朝廷官员开始不断使用“盛世”一词，清政府在统一新疆全境后，户部右侍郎于敏中赋诗称颂乾隆帝:

“觐光扬烈，继祖宗未经之宏规；轹古凌今，觐史册罕逢之盛世。”

从此，“盛世”、“全盛”等词汇经常出现在清朝臣民之口，并在乾隆时期的社会舆论中逐渐形成“盛世”意识，“康乾盛世”的历史记忆逐渐形成，被文人学士广泛接受，并记载下来，流传至今。

那么康乾时代到底真如当时舆论宣传的盛况吗？对此我们需要辩证分析。

康乾时期取得的最辉煌成就主要在经济总量、农业、人口以及军事国防。

财政府库充实、农业和人口迅速增长

康乾时期经济实力雄厚，主要体现在国库财政储备充足。

其中:财政收入从1682年（康熙二十年左右）的3110万两增长至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的4359万两。

国库存银从1673年的2136万两增长至1691年的3185万两，此后一直稳步增长，到乾隆时期常年保持在6000到7000余万两，最高年份达到8182万两。

由于经济发展良好，康熙、乾隆两朝曾五次免全国农业钱粮近3亿两白银。经济发展的背后是农业和粮食产量激增的推动。

清初，随着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以占城稻为主的粮食作物迅速普及，同时将从美洲引进的粮食作物开发到原先不擅种植的地形，以提高粮食产量。

例如在干旱的高原种植玉米与甘薯，崎岖的山地种植马铃薯，另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也逐渐扩大，尤其是棉花，其产地遍及全国，烟草、甘蔗、桑蚕也在山陕、南方等地兴起。

康乾时期粮食总产量从1665年的1163.7亿市斤增加至1795年的2576亿市斤，粮食总产量实现了翻番，纵向比较，清朝粮食产量比明朝万历时期增长了一倍，远高于同时期的西方。

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大量荒地被开垦，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康熙二十四年，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去世，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

农业的发展带来人口的迅猛增长，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五千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大关，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此外手工业、棉纺织、丝织业也得到极大发展，当时南京、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南京的织机在乾隆时达到三万余张，棉布的成交量达到一年上百万匹。

以至上海、苏杭富商巨贾云集，商业十分发达，当时中国的手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手工业产值的30%。

疆域辽阔，维护领土完整，奠基现代中国版图

康雍乾三朝最显著的成就体现在军事和对外战争方面，1644年满清入关接管的中原是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经济凋敝，地方诸侯割据。

到1661年康熙继位之初，国内外形势十分险恶，朝堂内有鳌拜擅权专政，西南边疆有吴三桂等异姓藩王割据云贵，漠北准葛尔部虎视眈眈，与中央政权对峙。

台湾被郑氏家族控制，不时骚扰东南沿海，另外，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与清朝若即若离，军事安全隐患突出。

康熙八岁登基，隐忍待发，在十六岁时智擒鳌拜，夺回朝廷大权，不久康熙将矛头对准盘踞西南多年的吴三桂。

1673年，康熙以“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为由下令削藩，镇守云贵的平西王吴三桂联合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提出反清复明，起兵造反。

短短数月，滇、黔、湘、桂、闽、川六省落入叛军之手，康熙通过分化敌军，削弱吴三桂的羽翼，并集中优势兵力攻打吴三桂，经过八年的战争，1681年，清军终于攻破昆明，三藩平定。

之后不久，康熙将收复台湾提上日程，经过长时间的水军操练和军事准备。

1683年，康熙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出兵攻台，在澎湖大败刘国轩所率领的郑氏海军，郑克爽率众投降，至此分裂二十年的台湾岛重新回到中央政权管辖。

康熙经过十年征战摆平南方割据势力后，遥远的北方边境再起硝烟。

清军入关后，沙俄在远东崛起，并多次入侵黑龙江流域，烧杀抢劫，蚕食中国领土，康熙于1685年调集军队北上前往瑷珲，阻击俄军，攻克沙俄据点雅克萨城。

当年秋天沙俄卷土重来，黑龙江再起战火，康熙决定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1686年，清军2000多人进抵雅克萨城下，用炮火猛烈攻城，并切断所有外援道路，经过一个多月的围困，826名俄军，只剩66人，俄国摄政王索菲亚紧急求和。

双方最终于1689年缔结《尼布楚条约》，这也是中国与西方列强第一个平等条约，东北地区边界安全问题得到解决。

康熙在与沙俄博弈的同时，漠北地区准噶尔在葛尔丹的统治下，势力逐渐强盛，葛尔丹有恢复先祖成吉思汗辉煌的野心。

1688年，葛尔丹在沙俄支持下，不断南侵，占领整个喀尔喀地区，并无视清廷的警告，继续扩张。

面对这个草原上新崛起的威胁，康熙坚决予以扼杀，从1688年至1698年，康熙三次亲征大破葛尔丹，葛尔丹在众叛亲离中死去。

期间，康熙于1691年在漠北举行多伦会盟，规定喀尔喀蒙古须遵行清廷法令，并将漠北纳入清朝爵位和八旗体系，从此外蒙古纳入清帝国版图，彻底解决了两千多年来蒙古高原对中原的威胁。

1723年雍正继位，继续执行清朝的扩张政策，派遣年羹尧、岳钟琪平定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的叛乱，青海完全归入清朝版图。

不过由于雍正在位时间较短，未彻底解决清朝的边疆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在他的儿子乾隆执政期间得到彻底解决。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掌权长达六十四年，清朝也达到了康乾盛世以来的最高峰，对边疆的经营是乾隆最大的功绩。

1747年，位于川西高原的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吞并小金川公开叛乱，金川地区处于海拔4000米的高原，到处悬崖峭壁，只有羊肠小道夹在崇山峻岭间，人畜难以顺利通过。

漫山遍野布满着高达几十米的碉楼，有着“一碉当关，万人莫开”的作用，被称为“千碉之国”。

同时这里近接成都，远连卫藏，是内地联系西藏、青海、甘肃的桥梁和咽喉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乾隆决定派兵平叛，务必确保西南边疆稳定。

清军经过两年的惨烈斗争后迫使莎罗奔投降，不过在1771年至1776年的五年间，大小金川再次反叛，乾隆从全国各地调集重兵围剿。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清军几乎都是围绕攻碉楼进行，这些碉楼高达数十米，共有上千个，易守难攻，而且十分高大坚固，每层四周都有内大外小的射击孔。

他们居高临下降维打击，清军损失十分惨重。最终在依靠绝对优势规模和三百斤重炮的轰击下，才成功平叛。

1750年，乾隆联合达赖喇嘛平定西藏贵族叛乱，并通过提高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权力，巩固对西藏的统治。

1755年至1757年，乾隆出兵北疆伊犁，攻击准噶尔汗国，首领阿睦尔撒纳战败，逃往沙俄后染天花病死，1758年初，乾隆派兵讨伐天山南路叛乱的大小和卓，一年后大小和卓被杀。

清军完全控制了天山南北两路，统一西域，正式命名为“新疆”并完全归入清朝版图，1762年，乾隆设伊犁将军作为管理新疆的最高军事长官。

至此整个清帝国版图达到空前，仅次于元，帝国疆域北起外兴安岭，东北至北贝加尔湖，东含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南至南沙群岛，史称“汉、唐以来未之有也”。

可以说，康雍乾时代对中国的领土主权有非常大的贡献，像西藏、新疆、内蒙、台湾这些边疆地区，即便强如汉唐也未成功驯服。

不过清朝做到了，并把这些地区牢牢的抓在手中，现代中国的版图是由康乾时期奠定的。

康乾盛世的另一面:饥饿的盛世

康乾盛世只是政府的盛世，其盛世规模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

虽然当时的经济生产总量仍高于西方，但是生产技术却相对落后了。

此时的欧洲已爆发工业革命，科技文明跨越式向前发展，清朝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而康雍乾却依然闭关锁国，固步自封。

君主专制集权带来的最大恶果就是政治变得黑暗腐败，百姓生活水平只是在温饱线挣扎，这种情况在康熙晚年就已体现。

康熙晚年曾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同时他还标榜仁政，对官吏尽量以宽容对待，导致吏治废弛，官场贪污，国库亏空，弄虚作假，粉饰浮夸。

1710年，户部一个叫希福纳的堂官竟然侵贪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余两，牵连的官吏多达一百一十二人，最后只把希福纳革职，其余官吏则勒限赔款。

康熙晚年社会矛盾尖锐，个别地区出现暴动和骚乱，盛世处于衰微迹象，以至于清朝学者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记载: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

雍正在位十三年大力整顿吏治，清查国库亏空，主持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各项改革，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清朝的颓势，大清似乎重新焕发生机。

不过在乾隆中后期，大清由盛转衰，最明显的是贪污腐化再次盛行，乾隆本人更是带头奢侈。

他多次巡幸各地，游山玩水，并大兴土木，任意挥霍，耗费了大量的国帑。而且上行下效，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竞相效仿。

吏治败坏成为乾隆后期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各种贪污大案被揭发，上至阁老大员，下至胥吏差役，上下其手，贪污贿赂成风，乾隆后期的政治达到了非常腐朽的地步。

政治的败坏导致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残酷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向绝境。最明显的是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

当时的中国官员对于吃饭十分奢侈，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许多道荤菜，而大众则是吃糠咽菜。

马戛尔尼访华则揭开了康乾盛世的遮羞布，他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

而且长期的饥饿导致他们羸弱不堪、骨瘦如柴，英国人不喜欢吃的猪、牛、羊、鸡等死物扔掉后，遭到老百姓疯狂争抢，甚至连英国人扔掉的残羹馊饭都争抢。

他们大部分衣着破烂肮脏，房屋破旧，如此可见，清朝百姓生活在极度的贫穷之中，正如马嘎尔尼在1793年访华后说:

“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她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她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除了物质上的饥饿，还有文化思想上的贫困，最典型的就是文字狱，康雍乾时期创造了世界历史最罕见，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恐怖。

文字狱作为清代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措施，始于顺治，兴于康熙，乾隆时期达到顶峰，康熙执政六十一年中，先后发生20多起文字狱。

但总的看来，康熙对知识分子采取怀柔和宽容政策，还没有把文字狱当作镇压反清知识分子或者汉族士大夫思想的政策。

到乾隆时期，制造的各种规模的文字狱共计130多起，可以说五个月就要对文人“刀斧伺候”一次，成为三朝中最密、文祸最多的时期，借此彻底消除汉人的反清民族意识。

文字狱的实行极大地摧残了人才，禁锢了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

所以说，康乾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培养出来的民众只能做“奴隶”，而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打断了士人的脊骨，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没能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