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复根:姐夫

谢复根:姐夫

我姐夫姓“保”,这姓我不知百家姓里有没有。

姐夫成为我“姐夫”是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

那天,我从学校里放学回家,看到父亲一脸怒气,而我姐正在一边抹泪。这样的情况是很少有的。

我问父亲:“爸,怎么啦?”

父亲没回答我,只是对着姐吼:“告诉你,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这个造反派女婿我选定了!”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发怒的原因是要我姐嫁给我姐夫,而我姐不同意。

那年,我姐二十五岁,我十五岁,我和她之间,还有过两个姐姐,只是先后死了,原因我就不说了。

因为我没看到过姐夫本人,所以我当时想象他的形象是:个子不高,长相很凶,开大会时声嘶力竭地喊着口号,审问阶级敌人时,身边放着一根“红绿棍子”(打人的木棒),审问不顺利,猛拍桌子,或者抄起“红绿棍子”往阶级敌人身上打去……这样的造反派形象我并非凭空杜撰,因为有一次我和小伙伴在公社大院的高墙外玩,听见里面传出很凶的声音,于是我们用人梯扒窗口亲眼所见,屋子里当时就两种人,造反派和阶级敌人。故我很自然把姐夫的形象跟那些造反派联系起来。

然而,当姐夫出现在我家时,完全与我想象的判若两人。白净的脸,高高瘦瘦,背还有点微驼。那样子,哪像造反派?倒像是一名吃粉笔灰的老师。另外,那皮肤也看不出他是从农村里出来的人。

我姐夫是孤儿,那年应是三十刚出头。他原先是有老婆的。老婆上一年得病死了,给他留下了一个七八岁的儿子。我姐不同意嫁给我姐夫,是能够理解的。毕竟,要嫁给一个“二婚”的农村人,不要说城镇姑娘,就是换一个农村姑娘也不见得愿意。但我父亲那时却似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把我姐嫁给我姐夫。他老人家倒不是看上了我姐夫的人品(其实我们谁都不了解我姐夫的人品),他是看上了我姐夫手中的权力。我姐夫当时是公社里新成立的革委会副主任。虽是副职,但在我们不大的小镇上,也算是“土皇帝”一枚了。我父亲大字不识几个,但官本位的观念却很重,他以为有我姐夫这样的女婿撑起门面,脸上光彩,人前神气。

无疑,在我这个固执而又霸道的父亲跟前,我姐最后只得认命答应了。

令人想不到的是,我父亲得意了不到一年,我姐夫的“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就被撸了。撸的原因是,他不能算是真正的彻底的革命造反派,而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保皇派。根据是我姐夫利用手中的革命权力,保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公社社长陈国伟。不过,也许一起共过事,那些造反派对我姐夫倒也没有赶尽杀绝,在撸我姐夫职务时,问他有什么要求?我姐夫说,让我去学校教书吧,那边缺人。造反派答应了,说那好,你就去管学校吧,不过,别忘了,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就这样,我姐夫由一名革委会副主任,摇身一变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说实在的,和我姐最初看不上我姐夫一样,我也是不太瞧得上他的。心想,一个农村人,就因为造了反,跳了龙门,从乡下到了镇上,当了老师。要是不造反,屁都不是!可是,没多久,我姐夫到学校后的所作所为让我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了。

当时,因为好多老师被剥夺了教书育人的权力,学校里师资力量很缺。姐夫本来是以管理者的身份来学校的,他完全可以不教书,享受“一张报纸一杯茶”的悠闲生活。可他不,哪个班级缺老师,他就去顶那个班级,数学语文化学物理 ,什么都教。我当时很惊讶,他怎么什么都懂呢?是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证明我是戴有色眼镜看人了。

这天,我上厕所,遇上了我原来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叶老师,她因为出生于地主家庭,那天轮到她打扫厕所,她瞧瞧周围没人就把我拉到一边说:“谢建国,保领导是你姐夫?”

我说:“是。”

她说:“你知道吗,你姐夫读书很厉害的。”

我说:“叶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她说:“我教初三班时,你姐夫是我的学生,他在班里的成绩常常是第一名,每门功课都是优秀。要不是……”

我问:“要不是什么?”

叶老师说:“要不是现在取消高考了,那你姐夫考个清华北大都是没有问题的。”

叶老师是我很敬佩的老师,她这样说,理所当然改变了我对我姐夫的看法。之后,我就有意识地关注姐夫,我发现他做什么事都很认真,尤其是对读书,更是一丝不苟。那时我姐已经有了身孕,他在照顾好我姐之后,常常读书到深夜,这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确实很少见的。我后来能在国家恢复高考后一举考上名牌大学,不得不承认,和他对我的影响和教诲是分不开的。

我发现姐夫对教书有一种很享受的感觉。这使我很难把他和那些个常常声嘶力竭喊口号的造反派联系起来。

一次,我姐不在身边,我问他:“姐夫,就你这个样子,怎么会当上造反派呢?”

他笑了:“不用你怀疑,我自己都怀疑,我骨子里哪有造反的念头?其实说白了,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我说:“不会没一点原因吧?”

他想了想说:“估计是我会写写画画,又是三代贫农吧。你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说:“那你就这样教一辈子书了?”

姐夫反问:“不好吗?你姐在纽扣厂上班,我教书,不愁吃不愁穿,这日子我心满意足了。”他话题一转,“你呢,现在在看什么书?”

我说:“我才不看什么书呢,看那东西又不能当饭吃?”

他一脸严肃:“建国,”他叫着我的名字,“你不能有这样的想法,你叫建国,怎么建国?要靠文化知识的。你现在还小,真是读书学习的好时候,可别荒废了。”

我说:“姐夫,你这话在班级上敢说吗?”

他笑了:“有什么不敢说的,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文化知识肯定是不行的。”

我敷衍他说:“我知道了。”

我原以为,像姐夫这样没有野心一心一意教书的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姐跟了他,虽不能享受什么荣华富贵,但日子安宁是肯定的。谁知道,树欲静而风不止,居然还会有灾难降临到我姐夫身上。

那是“四人帮”粉碎后的某一天。

那天,我们班的语文课缺老师,我姐夫来顶。我记得这一天上的课好像是毛主席的诗词七律《长征》。说真的,对诗词之类,我和同学们一样,是不太感兴趣的,但因为姐夫讲得深入浅出,形象生动,我们听得还是津津有味。

就在这时,教室门口进来俩人,一进来,就凶神恶煞地对我姐夫说:“保小民,这课你不用上了,跟我们走!”

我姐夫睁大眼睛问:“跟你们走?怎么啦?”

来人说:“你已经被划为三种人,你没资格再教书了!”

我当时还不知什么是三种人,后来才知道,三种人是当时对“四人帮”在各地的爪牙的特定称谓。

我姐夫说:“三种人?凭什么说我是三种人?”

来人说:“凭你是四人帮的黑爪牙。”

我姐夫怒了:“胡说,我什么时候成了四人帮的黑爪牙了?”

来人说:“凭你以前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条就够了。”

这是我姐夫的软肋,他一下子变得脸色煞白,不再争辩,只得垂头丧气地跟他们走出了教室。

姐夫被划成了三种人,我和我姐原先想瞒着父亲的,然而,小镇那么小,这种事哪儿瞒得住呢?

那时,姐夫和姐跟我们搭伙吃饭。那天我放学回家,姐已经下班了,我把姐夫出事的事跟姐说了,她一听也急了,要我这事暂时不要告诉父亲,我刚答应,父亲就回来了。脸色阴沉地像要滴出水来似的,我和姐跟他招呼,他一开口就问我姐,我姐夫的事是不是真的?我姐知道瞒不过他,只得点了点头。

我父亲立刻气得双脚直跳:“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不问,你们是不是想瞒着我?”

我姐说:“没想瞒你,弟弟刚回来,我也是刚听他说的。”

父亲更火:“还嘴硬,上次他被革委会开了,发配当老师,你们姐弟俩不是瞒了我半个月?这次要不是我先问,你们会告诉我?”

姐说:“出了这样的事,我们不是怕你上火担心吗?”

父亲说:“上什么火,担什么心?一了百了,离!马上跟他离!”

我姐说:“为什么?”

父亲说:“还用问吗?成了三种人,他抬不起头,我们就能抬起头?”

确实,父亲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想想当时社会上那些地富反坏右及家属子女的遭遇,哪家不都是这样?可是为了这事,就要姐跟姐夫离婚,划清界限,这似乎也做得有点过分了。

我姐不服,说:“当初,要我非嫁他不可,是你,现在要我跟他离又是你,有你这样当爹当老丈人的吗?”

父亲说:“当初是当初,当初他是革命派,造反派,现在他是反革命,我不能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出现在我的家里!出现在我眼皮子底下!”

我姐说:“你那么不容我们,那我们走。”

父亲说:“走可以,但这婚必须离!”

就在我父亲跟我姐争得不可开交之时,我姐夫回来了,他似乎在门口站了一会了,他进来就对我父亲说:“爸,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的要求我答应,等我把学校的事交接完,我跟阿红就离。”阿红是我姐的小名。

我姐对姐夫说:“你听他干啥?他就是个老糊涂!”

父亲说:“老糊涂?你没看到那些个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是怎么过日子的,不要说男的娶不到老婆,女的找不到老公,说不定以后连吃饭都成问题!”

我姐说:“那是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现在四人帮粉碎了!”

父亲说:“是粉碎了,可他成了四人帮的黑爪牙了。”父亲一点都不给我姐夫留情面。

我看到姐夫听到“黑爪牙”三字,又一次脸色变得煞白,但他忍住了:“爸,您说得对,我答应你离就一定离,您老放心。”

我当时站在中间不知如何劝说才好。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姐夫将要跟我姐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奇迹出现了(说奇迹一点也不过分)。

那天,县里下来一支检查各乡镇学校开展教育革命活动的工作组,带队的副县长是镇上原来的社长陈国伟,“四人帮”粉碎后,他被调到县里当上了副县长。座谈会开始前,他没看到我姐夫,就问校领导:“怎么不见保小民来参加会议?”

校领导说:“保小民已经被撤了领导职务和教师资格了。”

陈副县长问:“为什么?”

校领导说:“他是三种人。”

一听是三种人,陈副县长猛地一拍桌子:“胡说八道,他是三种人,那我是几种人?马上去把他找来!”

校领导苦着脸:“他可能回乡下了。”

陈副县长说:“乡下是国外吗?你们不愿意找,我去找!”

校领导吓得战战兢兢:“愿意愿意,这就去找这就去找。”

那天,学校里分成几拨人去找我姐夫,其中一拨还真的去了姐夫所在地的乡下。

其实,当时我姐夫就在公社大院外面。因为办离婚手续时,我姐后悔了,死活不愿意离,俩人就在公社大院的高围墙外面僵着了。僵着时,被人找到了。

那天晚上,陈副县长谢绝了社里的宴请,在我姐夫家吃饭。俩人一起喝了好几瓶加饭酒。说起来,还有点意思,我姐邀请我去她家做客,却没邀我父亲。不过,他老人家倒也没生气,得知自己女婿和县长平起平坐,又可吹好几天牛了,心情好的出奇,在家独自喝小酒。当然这是题外话。

姐夫跟陈副县长喝酒说了什么话,我大多记不得了,只知道陈县长对我姐夫说:“小民,好好干,把学生的成绩搞上去,是当前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另外,给你透露一个消息,国家的高考制度马上要恢复了,按你的水平,考个大学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然而,姐夫没有参加高考。

他对我姐说:“考的话我或许能考上,可家里怎么办,你一个人要管俩孩子,会很累的,再说我去读书了,经济上也不允许。”我姐说:“这些你别管,有我吃的,我不会让孩子们饿着。”

姐夫说:“这个我知道,可毕竟那是苦日子。我倒觉得我们现在这样也蛮好,两个人的收入,四个人花,不愁吃不愁穿。”

我姐说:“说清楚了,我是支持你考的,将来你可别怨我!”

结果,姐夫果然没考,而他却竭力劝我考。

我没信心,说:“姐夫,我能考得上?”

他说:“那是肯定的,只不过是名牌大学还是普通大学我不敢保证。”

有姐夫这句话垫底,我信心满满,果然,当年,我一举考上了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清华大学,专业,土木工程系。

但是也想不到,我这次考上大学,好事坏事一起来,我的父亲因为我考上了大学,太兴奋了,当晚喝的酒过了量,居然一口气上不来,走了。

没有了父亲,我上大学后的生活费肯定成问题了。无奈,我决定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还是留在小镇上,当那个吃不饱饿不死的商店小职工。

我的决定很快就被姐夫知道了,那天,他对我发了大火:“你多大了,还分不出哪头重哪头轻?这么好的大学,别人想上都上不了,你倒要放弃?”

我说:“姐夫,我也不想放弃,可现实就是如此,我总不能上了大学,靠喝西北风过日子吧?”

姐夫说:“你是不是认为你家里的人都死光了?你姐和我都不是你的亲人?”

我说:“你们就那么点死工资,要养活四个人已经很难了。”

他说:“这你担心得多余了,我们就是吃糠咽菜也要让你把大学读完!”

姐夫的话说到这样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唯有去学校好好读书才是对他最好的回报。

事实上,我也是这样做的。在大学里,我做到只要肚子吃饱了,能不买的书坚决不买,能不花的钱一分不花。我知道,我少花一分钱,姐夫和我姐就少一分压力。因为心无旁骛,我的成绩在班里每次测验考试都是名列前茅。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大学第四年,就在我“胜利在望”、自认为不久就可以回报我姐和我姐夫之时,我姐夫家出了大事。

那天,我正在小教室里上课,传达室的门卫大爷跑到我所在的教室,隔着窗大声喊着我的名字:“谢建国,你的加急电报!”

一听是我的电报,还加急,我本能地觉得一定是姐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因为我的老家除了我姐和我姐夫外已经没有别的亲人了。

我赶紧跑出教室,从门卫大爷手里接过电报,一看那上面的一行小字:你姐夫病危,速回!我一阵晕眩,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我跟老师请了假,立刻赶往火车站,连夜回老家。我这个人平时不信什么迷信,可那天一路上,我不断祷告,老天爷你可不能那么绝情,我姐夫还年轻,他还有儿子、女儿和我姐要他照顾啊!姐夫,你自己也一定要挺住,挺过去了,你就会一马平川的!

我到达家乡这座城市是在第二天晚上九点左右,那时,我老家还没有通汽车,小镇上的人去城里都是坐轮船,轮船只有白天开,晚上是没有的。我归心似箭,再等十来个钟头坐船回去,肯定等不及了,我豁出去了,决定徒步回家。

那天夜里,不要说月亮了,连星星也没有一颗,我摸着黑跌跌撞撞花了两个多小时,总算到了镇上。越近姐家,我心里越慌,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恐惧。当我远远地看到姐的家里灯火通明,似乎有好多人,我就有了一种不祥之感。

我的感觉立刻被证实了,我踏进姐家门,姐看到我就“哇”地一声哭出声来。那一刻我看到了,曾经那个像慈父像兄长一样待我的姐夫正直挺挺地躺在门板上…

后来我才知道,姐夫是因尿毒症引发肾衰竭死的。

我问姐:“何时发现我姐夫有这个病的?”

姐说:“已经两三年了。”

我说:“为什么不早一点治呢?”

姐说:“拿什么治?”

我说:“姐夫不是有劳保吗?”

姐说:“有什么劳保,他连教师编制都没有。”

我说:“姐,你说什么?姐夫没有编制?他是校领导会没有编制?”

姐说:“按理说,他早就应该有了,可他看那些家在农村的老师比我们还困难,每次都让了出去,我知道的,他就让了有三次,以前他有没有让我也不清楚。没有劳保,虽然也能报一点,但到底有限,他就干脆硬撑着,不去看病了。也怪我,没有重视,总以为只要让他少干点家务活就会恢复身体的,谁知,越拖越重,后来学校里也发现这事了,逼着他去治,可惜已经迟了。”

如今,我姐夫离开我们已经将近三十年了。我姐也已跨过了人生的七十大关。姐夫死后,刚开始,有人替我姐做过好几次媒,对方的条件都不错,也不嫌弃我姐带着俩孩子,但我姐就是不肯再嫁。我也曾这样劝她,说你咬死不嫁,姐夫在九泉之下也许会感到不安的。姐说,我要是嫁了,那你姐夫不是要当光棍了?我不嫁,我百年后跟你姐夫就还会有重逢的一天。我知道我这个姐固执起来,九头牛也甭想拉回,说了几次没用也就不说了。好在我姐夫的儿子和我的外甥女都很孝顺我姐,我想,就这一点,姐夫在九泉之下一定会感到欣慰吧!

责编:王芳 远岫 若谷

作者简介

谢复根,浙江嘉兴人,一个喜欢阅读和思考的写作人。已在纸媒和自媒体发表各类体裁作品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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